一些求学做事及研究中的记事

丘宏义

        和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在动乱中长大。小学就进过了三个，初中进了三个，高中进了三个。（我家门牌号~）
        一直到高中，我都没有建立对读书的观念。多次我的父母责骂我，说好像念书是为了他们念的。我记得我最有兴趣的课是化学，因为可以把化学品变来变去。我对物理的兴趣乃在做矿石收音机，绕线圈做模型马达。我对国文最讨厌，因为要背书，而且有许多我认为毫无意义的文章（nod~nod~）。有一篇最恨的，到现在还记得，叫做〈岱志〉，有六页之多，写的是泰山的地方志，都是些「雄哉伟哉」。可是我对文学的兴趣很高。最喜欢看文学的书。对作文课最喜欢，因为可以不必背书，可以随心地去写。那时英华的高中部有一个图书馆，初中部也可以去借。我经常去借书来看。大都是 1930 年代前后的文学作品。如果父母看见了我在读这些书，要骂我没出息。我记得对念书一点观念都没有。我父母骂我的话 ：读书是为父母读的， 一点不错。最后我记得我勉强从福州的英华中学初中部毕业(这家学校有教会背景，曾被关闭，于十年前复校)。
        于 1946 年随全家从福州迁居上海；这是我的出生地。在那时我考上了上海的沪江大学附属高中，而没有考上鼎鼎有名的省立上海中学。那时开始了解，可以「混」的日子不多了，不能再这么「替父母念书」地「混」下去。我自己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不去上沪江高中，而进入了省立上海中学的高中补习班，借此机会把没有学好的科目再学习一遍。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这一个选择，因为在上海中学中，我真的注意及学到了学习的精神。(当时上海中学很有名；去考名大学如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的录取率都在 80% 前后。)
        在补习班的结业考试中，我名列前十名之内，因而被保送进入上海中学。可是很不幸的是，时局已经转恶，因此我只读了一学期不到，就随家去台湾了。在台湾进了师范学院附中。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都是从中国大陆退去台湾的，许多有「家庭背景」，有大官的子女，也有教授的子女，普通公务员的，等等。学生中有贫有富，可是相处很融洽。到现在还继续保持连络，组织团聚。可称人才济济。十数年后，约有三分之一强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位女同学变成美国非常红的模特儿，在学业，工业等行业中成功的人无法一一计数。可是也有一位变成杀人犯，被处死刑，后经讲情被判无期徒刑。在 80 年代被释出狱。（不加评论……）
        因为家父不幸牵涉入台湾的政治，我们全家曾被迫迁居香港。我在这师大附中也只读了一学期半(可是有许多同班的同学到现在仍是很好的朋友)。在香港我去一间小的中学入学。我高二结业的时候，这些影向我家的政治动乱问题已告解决(可是我的哥哥宏仁就是这场斗争中的牺牲者)。当我的家迁回台湾时，我因学业关系，父母要我留在香港在这间不大的中学继续读完高中。这时我对科学的兴趣开始浓厚，而且开始了解了自发的重要。可是到现在仍旧感到最遗憾的就是在 1950 年代的香港，在科学方面书籍的贫乏。我先想自修微积分，因此想去买一本微积分的书（人小志大，佩服~）。新旧书店都去找过，可是连一本也没有找到(也许我不会去找)。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爱因斯坦和一位叫做茵非特 Enfield 写的《物理学的进化》。 这本书从伽里略和牛顿的力学讲到相对论。当然，以我那时的程度，又没有其它的参考书，倒底看懂了多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去学物理的意志却因此变成非常坚决。在最后的一学期中，我大部份的时间都化在准备去考大学。于1951 年的 6 月我从这中学毕业后，就回台湾去。幸运的是，虽然我可以说是「孤军作战」(因为准备考大学只靠我自己一个人和另一位同学的合作努力)，可是居然考入了那里最好的台湾大学，而且名次还不算太落后。记得当时去考的学生有七千余人，只录取 1000 人左右（……噢）。我考进大学之后，有一个月的空档，台湾天气又热，我无事可做，就找了一架旧英文打字机，一本自修的打字指南，每天一有空就练习。后来进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能每分钟打 60 字左右了。后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当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看电影，或打桥牌等的消遣，而用了这个空档时间学会了这个「一生受用不尽」的技术。（是啊，这门技术让他能打出这么多字~）
        一进入大学以后，就发现了图书馆的妙用。我每日一有空就在图书馆的阅览室中自修，到晚上 10 时关门为止。当时我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有几位同学提起出国（即美国）留学的事。我就开始申请，最后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大学收我为四年级生。当时出国也很不容易；除了签证的困难(和现在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太多)外，就是金钱。我记得当时大多数的同学大都是向已经去的同学借到一笔「保证金」(保证到美国后不会打工)，可是一到了美国以后都开始打工。所有达官贵人的儿女，在国内娇生惯养，可是一去了以后，也个个放下「贵人架子的包袱」，打工起来。（早该如此）
        我去的第一年费用由我的父母出。而在这一年中我就得到学士学位（倒……）。在这期间我因事去了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 Cornell 一次，拜访了物理系，同一位管入学的教授面谈。当时这系正在造一座加速器，而我在台湾时曾在现代物理课中做了一个设计迥旋加速器 cyclotron 的计算。他带我去看这加速器，而因为我有了在台大时的准备，也能问一些问题，因此他大约觉得我有尚学的心。我在大学毕业前，春季四月中的时候就接到一封信，非但让我入学，还给了我一个研究助教的职位，就可以经济无忧地专心去求学，不必去打工了。在上学前，暑期来到的时候，我去纽约找事以渡过暑期。我向协助中国学生的机构说，我秋季开始后，经济已经不成为问题，我要找的工作是能让我自修的。这位女士正发愁找不到一个低薪职位的应征人，于是我就变成了一家渡假旅馆从晚上 10 点到清晨 8 点的柜台管理人员。薪金很低(每周 25 元)，可是包膳宿，也有看书的时间。
        我又「重操故技」，在夜深人静之际，自修一些研究院的第一年课。我问康乃尔大学的这位教授要了一些过去的博士监定资格考试的笔试问题，准备一到就去考。(平常要等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去考。) 一到以后才两三个月，我就真的去参加考了。教授们都在暗笑这位从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学校(台湾大学)来的学生，居然敢去考，因为有许多美国本地的研究生考了好几次都通不过。可是我考的成绩居然在通过的学生的中间。从此之后教授们对我另眼相待。而我就等于跳了两年的班。其实中国的学生大概个个都「精通」考试——在经过大小不知多少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总会有点如何去考试的心得。古人曰，久病成良医，可以说中国学生大都已经「久考成考试专家」了。(再说，中国人对「考」科举的经验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也许这些经验都已经深深地铭入中国人的基因中了。)　（经典！）
        我就开始做研究，其实就是教授们要我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位博士后(新得博士学位的研究员)对我特别好，也许他看我每日一直替他做到半夜，觉得很过意不去。我做出一些小成绩，他很大方地帮我写了一篇论文，送去发表。因此可以说，我进入研究院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可以发表的成绩了。以后就一帆风顺，在进入研究院后三年就得到了博士学位。主科理论物理，副科数学，专长高能物理。
        我要求教授们推荐我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是在 1930 年代为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而建立的研究院(有此一说)。分数学及历史两部门。我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已去世数年，可是这研究院的领导是位传奇人物，一般人称为美国核子弹之父的欧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在物理界中，他被称为把量子力学从欧洲带到美国来的物理大师，一如最近去世的吴大猷在 1930 年代把量子物理从美国带到中国一样。因为他的声望，这研究院的数学部门人才济济，如量子电动力学的戴森（Freeman Dyson），两位第一批得到诺贝尔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名数学家戈得尔（Kurt Godel），维尔（ Andre Weil）；在历史部门中，有曾任驻前苏联的大使肯南（George Kennan，他创了冷战时代的围堵政策 containment policy）。而因为有了这些「重要人物」及高高在上、把量子力学带到美国的「祖师爷」欧本海默的领导的原因，这研究院的地位很特殊，非常高操。一般普通研究员的待遇只有其它学校博士后的一半，可是人人都还抢著去。就在这研究院中，我的兴趣从粒子物理转到天文物理。一半的原因是，粒子物理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而以我当时的程度，只能以做些小题目开始。我觉得做这些小题目无啥道理，因此决定转行。（真爱校~）
        我之进入天文物理时，真可以说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完全是兴趣，因为夜晚朝天穹一看，满天星斗，总有些好奇心。我当时已经知道些天文中的奇观，如白矮星(密度为水的一百万倍)，因此好奇得很。一进去这园地后，才发现在天文物理中，高能物理的应用的文献其少无比，连星球的能源都不太清楚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天文物理是簇新的一门物理，方兴未艾。就如走到一个没有人去过的处女地，找到的任何东西几乎都是新创的。我把粒子物理中的弱作用应用到天文物理上面，发现超新星的成因及程序中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个东碰碰，西碰碰的发现，就发动了我在天文物理的事业。
        还有，我进入天文物理的时机正好——我进入康乃尔大学的次年秋天，前苏联发射成功了第一枚人造卫星「同路号」（Sputnik）。美国已经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这一次的挫折使天性自傲的美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一些方兴未艾的航(空)太(空)工业界及政客们就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导弹间隙」（missile gap），即美国的航天计画和前苏联的要差一大节，而美国人有的是钱，因此大举发展航天工业。天文物理虽是极抽象，毫无实用价值的纯科学，也沾上了「导弹间隙」之裙带风，受到了资助及鼓励。当时天文物理学家的人数，实在屈指可数。在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我就这么地在 1961 年进入了太空署 NASA（还真低调~~~）。我在太空总署中一直任职为天文物理学家及太空(空间)物理学家，到我于 1997 年退休为止。（意思是说在NASA的三十多年都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以后就是做研究工作了。我一生中，涉及的园地不少，如宇宙论，X-光天文，中子星，黑洞，重力塌缩等。有一阵子我还去发展天文中灵敏的相机。可是这园地的技术发展太快，许多做了很久的东西，新的科技一来，全都付诸流水。我后来专心在理论方面工作。于 1990 年代李政道及他的学生们研究一种孤子星的东西（soliton star），我对这东西很感兴趣，花了一些时间在上面，研究这种完全由夸克 quark 的力组成的星(如果有这种星的话)。那时有一阵子以为这种星和宇宙背景幅射有关。可是后来发现这种星有其理论上的问题。我也在太阳的震荡上，及如何去精密地量度太阳的直径(要量到百万分之一的精确度)上做了一些事。
        我对我始终都留在学术上而不涉入人间是非这件事，感到非常的满意。也许这就是我的「象牙塔」，最后我决定要退休的原因是，我算了一下，我退休之后无经济之虑，就很快地决定退休，把我的余生贡献在我一直想去做而始终无法去做的兴趣上：文学和音乐。在一篇文章上我写，这二者都代表人类文化的菁英，可是都是很难赖以谋生的职业。相比来说，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菁英，可是幸运多了，至少可以用来谋生。我在进入文学的时候，也有几乎可以说是「误打误撞」的运气。(我想也许幸运之神一直都在照顾我。) 在 1993 年前后，有人在清晨二时从台湾打电话来，是一位朋友介绍的，问我想不想去翻译一本科普书。我想先答应——立下军令状——再说。结果这书是最近去世不久、世界名科普作家兼行星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最后的一本书，《Pale Blue Dot》讲探险行星的事。萨根的文学基础极好(中文译名是《预约新宇宙》，智库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许多的诗词，西方，希腊神话，罗马帝国的典故。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把这些典故找到，解释及做注解。读者和出版公司都很喜欢。可是我自己在暗笑，最得益的是我——稿费虽不多，可是至少不是零，而且我等于又一次地入学自修，又不要付学费，还有些零钱用。这么几年后(每年出二到三本书)，我得益不少。去年我译的一本书还得了一个奖。(这奖是第一次颁发的。)（唉……人一有名做什么都这么顺利）
        最近学以致用，在许多人鼓励及协助下——文艺朋友及出版公司——我刚才完成了中国物理之父吴大猷的传记：《吴大猷：中国物理学之父》。这本书写了三，四年，最困难的部份是最后的两章，关于吴先生和女儿之间的情操。有许多人认为不应当写，可是在知道真相后，我觉得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至高表现，因此觉得非写不可。经过向吴先生的家人——儿子和女儿——多次的访问，及去台湾数次才完成。现在刚空下来，可以休息一阵。可是下一本书又快开始了。（不加评论）
        我在音乐方面的野心不大。我从小喜欢音乐。家境虽不错，可是父母的观念是，学钢琴等都是「分心」的东西，因此不让我去学。在1993年，有一天和我的妻同爱闲谈，提起想去学钢琴。她立刻拿起电话，打给她以前的钢琴老师。（还活着？？？）我就这么地开始学了。虽不能说有多好，可是至少可以弹出些音。我退休时曾在我任职的戈特宇航中心的亚洲人年会中表演过一次。今年在台大早期同学会中表演了一首舒曼作的「梦境」（Traumerei）（人老手巧，佩服……）。而练琴对我最大的益处是训练专心及有恒——几乎每日都要抽空去练琴。
        五十年后再反省一下，我发现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在任何地方我都遇到很可爱的人—— 当然也有心地不善的人，可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善良的。在大多数的环境，都有一些'误打误撞'出的佳境。可是，我想每个人也许都有同样的经验，在困难的时候，只要肯努去搜索，也会被幸运之神照顾。（希望是吧……）